那么田鸠成功入秦就必然在秦惠王4——6年。

[138] 理念世界由各种等级、层次的理念组成，最高的理念是善的理念，因此也就是世界的本原、本质、基础。[71] 显然，林先生对这个概念自觉地作了儒学式的解释，其所谓生活世界不是基于意向性概念扩展开来的主体间性，而是指人参与其中而开启的天、地、人共生共在的历史发生的总体性世界。

这就涉及对仁爱、对仁的理解。因此，对于黄先生，我们不能仅仅把他看做是大陆新儒家的众多人物之一，而且更应该看做是现代新儒家冯蒙一系的当代传人。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但是圣跟师有重复，所以还是天地国亲师。罗蒂认为：自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思想家一直在寻求一套统一的观念，这种想法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172]《春秋繁露·垂政》。现在，无论是儒家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说到仁，就想到差等之爱，而且往往与血缘关系、亲情伦理捆绑在一起。他们借反西方的名义来反现代文明价值，这是现在最危险的倾向。

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比如这些年哲学界的所谓宋明理学研究，在我看来就是完全错误的、应当彻底否定的，因为他们完全脱离了社会历史，遮蔽了生活本源，把社会生活及其发展历史在观念中的反映说成是几个哲学家在书斋里面玩出来的概念游戏，这是不对的。第三点，我必然也会谈到基督教，尤其是这个问题：儒家应该怎么样对待基督教？ 特别是第三点，我以前一直想找机会好好地谈一谈。然后出来收拾摊子的不是这两股力量，而是周公、召公这样的贵族。

这种内生现代性在儒学当中是有反映的，只不过被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等研究模式遮蔽了。日本的入侵造成了李泽厚讲的救亡压倒启蒙，不仅如此，进而造成了一系列后果，造成了中国今天的现状，直到现在还没得到很好的清理。

我们自有内生的现代性。关于这个问题，我讲以下这么三点： 第一点，我有一个判断：基督教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宗教。另外一个方面，我也会谈到基督教的问题，包括儒家对基督教的认识问题。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包括冯友兰先生、梁漱溟先生、熊十力先生、牟宗三先生等，都是非常明确的要接纳现代性的。

但是，它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其实，中国知识分子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是当时的国民党、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都签字同意、一致通过的宪法。[⑧] 到现在为止都是不成功的，最近更是失语了。

从1923年的科学与玄学论战以后，中国思想界就分成了三大派：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叫做唯物史观派）。为什么呢？据我的了解，何光沪老师虽然是基督教背景的，但他对儒学有深切的同情。

我把他们的现代化诉求和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观念转换做了比较，发现：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有两个特征，一是继承、而不是彻底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即所谓二希传统。所以，我想，基督教恐怕也必须自己自觉地中国化，即变成中国式的基督教。

众所周知，佛教是发源于印度的。而中国宋代、特别南宋，城市及其市民生活方式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这方面也有详细的研究资料。大概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太好了吧，一下就把他俘虏了。但不管怎么讲，这个模式的原则就是：通过一些相互独立的社会力量之间的竞争也好，商谈也好，最好是和平的方式，大家来达成一些共同的意见，最后形成一个比较合理的、各方都能接受的方案。当然，谢老师的一些具体的观点，我可能不是很认同。[14] 再往前追溯，比如说维新时期的康、梁。

而且其中有很多朋友是非常明确地想把儒家、儒学改造成跟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具有平等地位的、在民政局注册的合法宗教，这是他们的一个目标。我很多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谈中国的自由主义为什么不成功。

[23]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刚才有一位同学提出的问题，即所谓的中国模式的问题。[14] 参见黄玉顺主编：《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哲学——现代新儒学的产生、发展与影响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但凡现代化，都是一个族群的现代化。康有为是最早进行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战略性思考的，他甚至在他的《大同书》里面谈到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构想，这在今天也是非常超前的。

中国的现代化模式肯定也会有自己的特点，这也是现代化模式的多元化的表现，而这就和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谢文郁教授叫我拿出一个具体设计来，我是拿不出来的。而且，在这个宗教复兴当中，基督教往往独领风骚，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现象。我们中国哲学界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不多，研究后现代主义最多的是文学领域的做文学理论的人。

后现代主义绝不是对现代性的反叛。我到台湾去，或者到韩国去，都比较注意这个问题，了解这个方面的情况。

而现代性却是它们的一元的本质，这涉及历史哲学的问题。《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所以，后现代主义恰恰是现代性、启蒙精神的继承和深化，是对既有的现代化模式不满，而不是站在前现代原教旨主义的立场上反对现代性，这和我们今天一些儒者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你会发现，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转型、民主化转型以后，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宗教的复兴，这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三、基督教必须中国化 第三个大问题，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关于基督教的问题，尤其是儒家对基督教的态度问题，我特别想讲一讲。比如现在一些学者，包括儒家内部的一些学者，我称之为原教旨主义儒家的一些朋友，他们反对西方化，反对现代化，却大量援引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言论，我就觉得非常吊诡：他们一方面在反对西方，一方面又在引证西方学者的观点。（众笑）而我这个儒家也比较特殊，是一个比较另类的儒家，我对基督教也有深切的同情。而学界公认的中国迄今为止最好的宪法，应该说是四六宪法、或者叫做四七宪法，即1946年制定、1947年正式实施的那部宪法。

[20] 对此，我是非常反对的，我为此跟他们发生过一场论战。这么讲，可能比较稳妥一点。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灭佛，结果呢，佛教并没有被灭掉，反而变成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成为了中国的国教，尽管名义上不是国教。中国向何处去？这就是最基本的方向。

我做出这么一个判断，不是瞎说的，而是有根据的。今天，一些知名的儒者，很原教旨主义地反西方、反现代文明，虽然人数不算很多，但是能量很大，可是他们动辄引用西方某某人的观点来证明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吊诡和好笑的事情。